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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蔚华:“十四五”时期中国出版的特殊使命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0-07-27 16:05:38      浏览次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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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周蔚华

回望“十三五”,出版业取得了一些骄人成就,主要包括重新建构党政一体的宏观管理体制、促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将社会效益优先落到实处、走出去取得重大进展、图书出版在纸媒整体衰落的情况下逆势上扬、出版结构优化等。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启新的一百年历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国内外格局重大变化之后的第一个五年,搞好“十四五”规划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个人认为,做好新闻出版的“十四五”规划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围绕中心,聚心铸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中国出版业的优良传统,也是出版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在“十四五”期间,出版业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大力度:一是继续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其入耳、入脑、入心;二是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进行全方位的出版策划和宣传传播,使出版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三是更好地发挥出版在聚心铸魂方面的功能,改变过去过分强调出版的传播知识、传递信息功能的偏差,强化出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坚定信仰、聚心凝魂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抚慰疫情期间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弥合思想舆论的割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四是对疫情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总结、研判和预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和战略策略。

技术引领,深度融合。“十三五”期间,在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下,出版业在媒介融合(包括出版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说来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绝大多数出版单位还处在“相加”而不是“相融”阶段,刚刚从“你是你、我是我”进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阶段,还远未达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阶段。近年来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出版业也正从传统出版走向融合出版,进而走向智能出版。疫情期间,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传统出版的衰落,在“十四五”期间,出版业必须将加速出版融合提高到关系出版业生死存亡的高度加以认识,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引领,在平台、内容、技术、渠道等方面深度融合,并在体制机制上进行革命性变革,适应信息技术革命对管理的新要求。

内容优先,提质增效。出版业本质上仍然是内容服务业,优质的内容是出版业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十三五”期间中国出版业在内容优化方面有一些进展,每年图书品种保持在50万种左右,我们的出版数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但我国还不能说是出版强国,因为我国图书出版的传播力、影响力等还远远不够,原创性影响力较大的选题还少之又少,对内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精神产品的需求,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对外缺乏在世界范围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出版物。从总体上看,我国出版业的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个别年份,单品种效益实际上在不断下降。这与党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思路或者供给侧改革方向不一致。此外,优质内容的呈现方式也较为单一,缺少把优质内容优势转化为经营效益优势的产品研发模式和盈利模式,因此,要进一步探索媒介融合环境下出版业提质增效的有效路径。

壮大产业,促进繁荣。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从理论上我们理清了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除了出版公共物品外,越来越注重发挥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出版领域进行了转企改制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与此同时,由于出版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在发展壮大出版产业方面还有很多禁忌,在具体管理措施上出现了一些反复,如何处理好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需求与避免“三俗”、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管理与促进繁荣、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管得住与管得好等一系列关系,是摆在出版业尤其是管理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十四五”规划要注意抓住新技术在出版领域广泛应用的历史机遇,着力于处理好上述关系,继续深化出版领域的改革创新,是生产关系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出版生产力、释放出版活力,实现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公共服务,厚植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版公共服务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出版公共服务建设。“十四五”期间要继续加大对出版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从出版政策法律环境、窗口指导、资金投入、出版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增强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在出版公共服务方面,尤其要在促进全民阅读、培育和壮大出版消费者群体,保护知识产权、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加快出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公益性出版的投入,在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等继续对出版业进行倾斜和优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把出版公共服务的基础打牢打实。

国际传播,落地生根。“十三五”期间我国出版走出去在数量上获得了突破,扭转了长期版权贸易逆差过大的不利情况。但走出去质量还有待提高,实际效果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能够进入西方主流渠道并对西方主流社会产生影响的走出去出版产品少之又少。若干年前,我曾提出,我国的出版走出去要实现六个转向,即从出版走出去转向文化走出去、从走出去到扎下去、从周边到全球、从人文知识表达到多元思想传播、从知识传播到价值认同、从单载体输出到多载体互动,应该说,这几个转向仍然有待实现。这次疫情更加凸显了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让西方客观全面认识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中美之间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和舆论引导权,出版业承担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的新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如何尊重传播规律,深入研究西方受众的接受习惯,让中国声音能够传出去、入主流、获认同,让中国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落地生根,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十四五”期间出版业要继续努力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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