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舒婕 文/摄
专家学者一边翻阅中国优秀出版物，一边讨论怎么让这些出版物更好地走出去。
南亚诸国历来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成员，我国出版单位如何通过合作与南亚诸国出版企业达到共赢，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成为3月4日由中华出版促进会主办、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承办的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研讨会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英语、印地语、僧伽罗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的翻译家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南亚国家有自己的阅读需求，也有多方位了解我国的需求，针对这种需求和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出版项目策划和产品推广，充分利用当地阅读习惯及文化氛围，必将拓宽我国版权输出合作出版的范围，从而实现共赢。
为版权合作打开了一扇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姿多彩，给出版业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出版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市场空间。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机遇，中华出版促进会整合国内出版资源，与斯里兰卡锡兰联合报业公司、撒拉撒维出版公司开展合作，在斯里兰卡建立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在接下来的5年里，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计划推动1000本中文图书翻译成南亚多国的语言，进行出版合作互换。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和中华出版促进会理事长苏士澍在给研讨会发来的贺信中都肯定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互通互联中获得的新成果，并对今后的出版合作以及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提出了不同的期盼。
柳斌杰在贺信中说：“希望大家要在图书产品需求、选题策划、编辑、翻译、印刷、发行、物流等环节开展全方位的动态变化信息沟通。通过书目推荐的导向作用，促进输出中华民族优秀读物。开辟我国少儿优秀读物版权交易渠道平台，推动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合作单位不断有新的合作创意，以凝聚实力进一步落实出版走出去战略，达到文化相融、合作共赢。”
苏士澍在贺信中表示，我国于2009年、2014年先后推出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既推动了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有效资助了国外的出版企业，为其他国家引进中国图书版权开了一扇窗，有助于有效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出版资源、文化发展的互联互通、共享共荣。
目前，我国与南亚多个国家已经达成了多项出版合作，据中华出版促进会副秘书长杨作祥介绍，中国与斯里兰卡双方签订互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毛泽东诗词》《我看到了你的麦田》以及斯方推荐的《朋友》等书籍。今年，中华出版促进会还计划组织3—4期“丝路书香”新闻出版业高端研修班，来华参加培训班的分别为蒙古国、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马尔代夫、不丹等南亚合作出版中心国家的出版人。“通过这些培训，相信会有更多的合作翻译项目应运而生。”杨作祥说。
“我们要加深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出版领域的合作，当好这个‘铺路石’，让大家多受益。我们要秉承合作共赢原则，坚守社会效益第一。”中华出版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谢爱伟如是说。
全方位考虑当地百姓需求
“如何更好地了解南亚国家的市场和当地人民的阅读习惯，让他们能从书中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学到知识，得到他们的信任，是现在合作出版的难点。”谢爱伟认为，要解决这些难点，需要梳理中国优秀作品，创新选题，加大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选题策划比重。此外，也要充分考虑当地人民的需求。比如一些技术类的书籍不一定非要涉及最顶尖的技术，因为当地读者可能需要的是适合当地人使用的技术。
在合作出版的内容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龚莉对印度市场做过很深入的调查，她发现印度出版市场中的“中国热”在持续升温，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内容的主题类图书受到印度出版商热捧。“2016年1月的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中印双方共达成588项版权协议及172项合作意向，这些合作中包括《中国梦是什么》《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等主题类图书，都是在现场就签订了版权输出协议。”
少儿类图书也可以作为中印双方合作出版的一个重点。中国言实出版社副总编辑冯章说：“少儿类图书可以跨越语言、年龄、文化背景，文字少翻译快，南亚国家的读者通过简单的故事和图画也能产生共鸣，这是少儿类图书走出去时拥有的天然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刘建正在深度参与中印经典互译工程，他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部前主任于峰都认为，除了以我国和南亚国家友好感情为切入点，深度挖掘国家间友好题材、儿童绘本和文学作品之外，还可以多关注民间故事这个需求。刘建说：“民间故事在南亚国家有一定的需求，图书易懂也有感染力，读者易于接受，通过出版物向他国民众展示中国人的友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你，才不容易产生误会。”于峰说：“很多民间故事生动形象，这些故事的可读性可以提高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传播力。还有好的广播稿，其实整理出来也是很好的出版材料，因为国际台的这些外语播音员都是南亚语言的优秀翻译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图书是走出去图书的重要发力点，但除了内容上的考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主任于广悦认为在书籍的定价方面，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于广悦举例，像《汉语图解词典（孟加拉语版）》一书定价598元，“这书在孟加拉国卖不出去，当地的读者所用的词典多数才30多元，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南亚出版走出去中，可以考虑出两个版本。精装版用于收藏，普装版可以不用最好的纸，不采用多色印刷，从而降低价格让当地用户接受。”
来自孟加拉国的北京大学教授柯修虽然是计算机的学科背景，但却能讲一口十分流利的中文。柯修从数字阅读时代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的人碎片化阅读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就像桌上摆放着很多菜，有时候用户不知道该选择哪道菜”。因此，他觉得在考虑翻译哪类书籍时，需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在合作出版时也积极进军有声书等领域。
加大翻译出版人才培养力度
中国出版走出去传播效力最根本、最重要的源泉是人才，想要中国出版更好地走出去，需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交流便利，培养大量的翻译出版人才。“翻译人才同时是学问家、外交家、政治家，翻译的准确与否对合作出版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龚莉认为，有了翻译人才的工作，才让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成为可能。
诗歌翻译家白开元不仅身体力行将大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读者读到，同时他也在大学开设了孟加拉语课程，编写教材，培养了不少孟加拉语的翻译人才。于广悦也为白开元的学生送去了她主编的《汉语孟加拉语实用词典》以及对外广播的孟语教材《你好，中国》，以帮助学生快速成长。虽然出版界现在很注重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翻译出版中国内容的图书，但白开元认为翻译人才的缺口依然很大，这方面的人才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现在市场上更多看到的都是泰戈尔的诗歌翻译，看不到别的印度诗人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缺憾，还需要很多努力。”
“正如白老师所言，其实南亚文学界还有不少和泰戈尔同级别的大家，他们的作品也相当好，但是没有让更多国人知道。怎么把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取得中国读者的喜爱，是一个挑战。”柯修说。
如今国家十分重视翻译出版工作，很多翻译项目中的非通用语种翻译可以达到千字千元的稿酬，待遇提高大大鼓励了翻译工作。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董明说：“政策上的鼓励也给翻译人才的培养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我们计划让学生参与到出版翻译的工作中去，从搜集语料、熟练使用相关软件开始，这样慢慢地，就能让学生毕业工作后，在参与出版翻译的工作中‘无缝对接’，更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出版合作工作。”
专家学者一边翻阅中国优秀出版物，一边讨论怎么让这些出版物更好地走出去。
南亚诸国历来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成员，我国出版单位如何通过合作与南亚诸国出版企业达到共赢，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成为3月4日由中华出版促进会主办、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承办的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研讨会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多位来自国内外的英语、印地语、僧伽罗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的翻译家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南亚国家有自己的阅读需求，也有多方位了解我国的需求，针对这种需求和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出版项目策划和产品推广，充分利用当地阅读习惯及文化氛围，必将拓宽我国版权输出合作出版的范围，从而实现共赢。
为版权合作打开了一扇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姿多彩，给出版业的交流合作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出版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市场空间。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机遇，中华出版促进会整合国内出版资源，与斯里兰卡锡兰联合报业公司、撒拉撒维出版公司开展合作，在斯里兰卡建立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在接下来的5年里，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计划推动1000本中文图书翻译成南亚多国的语言，进行出版合作互换。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和中华出版促进会理事长苏士澍在给研讨会发来的贺信中都肯定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互通互联中获得的新成果，并对今后的出版合作以及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提出了不同的期盼。
柳斌杰在贺信中说：“希望大家要在图书产品需求、选题策划、编辑、翻译、印刷、发行、物流等环节开展全方位的动态变化信息沟通。通过书目推荐的导向作用，促进输出中华民族优秀读物。开辟我国少儿优秀读物版权交易渠道平台，推动南亚中国文化合作出版中心合作单位不断有新的合作创意，以凝聚实力进一步落实出版走出去战略，达到文化相融、合作共赢。”
苏士澍在贺信中表示，我国于2009年、2014年先后推出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既推动了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有效资助了国外的出版企业，为其他国家引进中国图书版权开了一扇窗，有助于有效实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出版资源、文化发展的互联互通、共享共荣。
目前，我国与南亚多个国家已经达成了多项出版合作，据中华出版促进会副秘书长杨作祥介绍，中国与斯里兰卡双方签订互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毛泽东诗词》《我看到了你的麦田》以及斯方推荐的《朋友》等书籍。今年，中华出版促进会还计划组织3—4期“丝路书香”新闻出版业高端研修班，来华参加培训班的分别为蒙古国、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马尔代夫、不丹等南亚合作出版中心国家的出版人。“通过这些培训，相信会有更多的合作翻译项目应运而生。”杨作祥说。
“我们要加深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出版领域的合作，当好这个‘铺路石’，让大家多受益。我们要秉承合作共赢原则，坚守社会效益第一。”中华出版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谢爱伟如是说。
全方位考虑当地百姓需求
“如何更好地了解南亚国家的市场和当地人民的阅读习惯，让他们能从书中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学到知识，得到他们的信任，是现在合作出版的难点。”谢爱伟认为，要解决这些难点，需要梳理中国优秀作品，创新选题，加大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选题策划比重。此外，也要充分考虑当地人民的需求。比如一些技术类的书籍不一定非要涉及最顶尖的技术，因为当地读者可能需要的是适合当地人使用的技术。
在合作出版的内容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龚莉对印度市场做过很深入的调查，她发现印度出版市场中的“中国热”在持续升温，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内容的主题类图书受到印度出版商热捧。“2016年1月的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上，中印双方共达成588项版权协议及172项合作意向，这些合作中包括《中国梦是什么》《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等主题类图书，都是在现场就签订了版权输出协议。”
少儿类图书也可以作为中印双方合作出版的一个重点。中国言实出版社副总编辑冯章说：“少儿类图书可以跨越语言、年龄、文化背景，文字少翻译快，南亚国家的读者通过简单的故事和图画也能产生共鸣，这是少儿类图书走出去时拥有的天然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刘建正在深度参与中印经典互译工程，他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尼泊尔语部前主任于峰都认为，除了以我国和南亚国家友好感情为切入点，深度挖掘国家间友好题材、儿童绘本和文学作品之外，还可以多关注民间故事这个需求。刘建说：“民间故事在南亚国家有一定的需求，图书易懂也有感染力，读者易于接受，通过出版物向他国民众展示中国人的友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你，才不容易产生误会。”于峰说：“很多民间故事生动形象，这些故事的可读性可以提高我国出版走出去的传播力。还有好的广播稿，其实整理出来也是很好的出版材料，因为国际台的这些外语播音员都是南亚语言的优秀翻译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图书是走出去图书的重要发力点，但除了内容上的考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主任于广悦认为在书籍的定价方面，也应该更多地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于广悦举例，像《汉语图解词典（孟加拉语版）》一书定价598元，“这书在孟加拉国卖不出去，当地的读者所用的词典多数才30多元，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南亚出版走出去中，可以考虑出两个版本。精装版用于收藏，普装版可以不用最好的纸，不采用多色印刷，从而降低价格让当地用户接受。”
来自孟加拉国的北京大学教授柯修虽然是计算机的学科背景，但却能讲一口十分流利的中文。柯修从数字阅读时代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的人碎片化阅读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就像桌上摆放着很多菜，有时候用户不知道该选择哪道菜”。因此，他觉得在考虑翻译哪类书籍时，需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在合作出版时也积极进军有声书等领域。
加大翻译出版人才培养力度
中国出版走出去传播效力最根本、最重要的源泉是人才，想要中国出版更好地走出去，需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交流便利，培养大量的翻译出版人才。“翻译人才同时是学问家、外交家、政治家，翻译的准确与否对合作出版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龚莉认为，有了翻译人才的工作，才让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成为可能。
诗歌翻译家白开元不仅身体力行将大量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读者读到，同时他也在大学开设了孟加拉语课程，编写教材，培养了不少孟加拉语的翻译人才。于广悦也为白开元的学生送去了她主编的《汉语孟加拉语实用词典》以及对外广播的孟语教材《你好，中国》，以帮助学生快速成长。虽然出版界现在很注重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翻译出版中国内容的图书，但白开元认为翻译人才的缺口依然很大，这方面的人才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现在市场上更多看到的都是泰戈尔的诗歌翻译，看不到别的印度诗人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缺憾，还需要很多努力。”
“正如白老师所言，其实南亚文学界还有不少和泰戈尔同级别的大家，他们的作品也相当好，但是没有让更多国人知道。怎么把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并取得中国读者的喜爱，是一个挑战。”柯修说。
如今国家十分重视翻译出版工作，很多翻译项目中的非通用语种翻译可以达到千字千元的稿酬，待遇提高大大鼓励了翻译工作。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董明说：“政策上的鼓励也给翻译人才的培养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我们计划让学生参与到出版翻译的工作中去，从搜集语料、熟练使用相关软件开始，这样慢慢地，就能让学生毕业工作后，在参与出版翻译的工作中‘无缝对接’，更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出版合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