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可是，在出版业内，人们不仅要忙于收获——社长们开始盘点一年的业绩，还要忙于耕耘和播种——不少出版社进行员工培训，同时几乎所有出版社都要启动下一年度的选题工作，培训像是耕耘，选题就是播种。
贵社全体员工到北京郊区的培训中心闭门开会，既培训业务又讨论选题，力度很大呵。京郊正是秋风送爽、层林尽染、瓜甜果美的时候，员工们刚忙过一春一夏，终于放松几日，吐纳清新空气，开展头脑风暴，想必热闹，想必开心。你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组九宫格照片，说是京郊培训写真，称得上亦庄亦谐，趣味盎然。好！
你电话里说社长给员工培训上了第一课，讲的是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强调全社编辑出版工作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你听老编辑们说，社长年年培训都把两个效益作为第一课的内容，不过今年的态度好像较之以往要严肃得多。讲两个效益，这当然是务本之道了。至于说态度严肃，我理解他这是要取法乎上，响鼓还得用重槌，希望引起大家足够重视。
虽然贵社这些年风调雨顺，几大奖都榜上有名，还获了多项科学文化专业上的大奖，一直有品种进入开卷畅销书榜单的前十名，经济效益连年递增，被评为全国先进出版单位，可作为一社之长，作为出版社的年度培训，还是要居高望远、居安思危的。社长说得对，无论哪个编辑室，在社会效益上出了问题，哪怕只有一本书在内容上出了严重政治导向问题，影响恶劣的，年度业绩就一票否决。这种坚决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设身处地想一想，社长不容易啊，一个出版社一年出版新书近千种，内容五花八门，他又不可能每一本书都亲自审校，不把话说得重一点，不引起所有人的重视，在社会效益上又如何能确保不出大问题呢？
关于社会效益，我在做社长、做总裁的时候也是说得最多的话题，没有之一。原先我发表过一个意见也受到业内同仁们的赞同。我的意见是，说是社会效益第一，可是过去在管理上只是作为一种比较笼统的要求提出来，并不像经济效益管理的要求那么明确，有一些可供对比和操作的指标。现在，全国出版业终于有了关于图书出版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办法，贵社作为全国先进出版单位，当然要带头严格执行了。在考评办法中，对于出版质量的考评占到一半权重，凸显了图书质量是生命线这一出版理念。“出版质量”中的“内容质量”被明确为出版底线，凡是出版物内容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考核即为不合格，当然就是一票否决了。
可是，社会效益考评办法关于图书质量管理并不止于政治导向问题，还有编校印装质量问题也有很严格的管理办法。这一点让许多老出版人感到特别欣慰。图书编校印装质量问题也是行业大患，多年来，业内人士对所谓“无错不成书”的现象都很着急，广大读者尤其是知识界人士很有意见，行政主管部门也出台过各种管理办法，可总觉得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编校印装质量低劣的图书还是登堂入室，有的出版社还用来申报大奖。现在有了这个考评办法，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套处罚规定，据说效果开始显现。在如此情势之下，你们社长本来就很重视社会效益，现在当然要愈发重视起来了。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做出版近40年，有两件事最能让我血脉偾张，一件是好书得到权威好评并且大卖，还有一件就是自己编辑的图书出现质量问题。前者让我大喜，后者让我大悲，都是导致血流加快、心情难以平静的事情。而且，随着从业时间长了，好书有好评并且大卖渐渐也不是那么激动了——高兴自然还是高兴的，可是自己编辑的图书一旦发现质量问题却越来越难以忍受。有时只不过是个别差错，全书并没有突破万分之一的差错率标准，可精神上还是很受刺激，心里会难受很长时间，有的几乎到终生难忘的地步。
图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白纸黑字，有书为证”“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些古训很能说明图书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他物质产品出现了次品可以通过更换解决问题，可是图书出现了内容差错、编校错误等方面的质量问题，基本上是无法更换的。因为一旦把内容“广而告之”，散发出去，是难以收回的。
更重要的是，一般物质产品如果出现残次品，通常只是影响到个别购买者，不大可能影响到全社会，可是如果一本内容搞乱世道人心的坏书大行其道，或者一本错字连篇的烂书谬种流传，将会给全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从这个方面来看，咱们一旦进入编辑出版这个行业，也就意味着时时要对社会负起责任来，要把社会效益当成第一位的要求来认真对待。
当然，我同意你在电话里特别强调的一个看法：不能说到社会效益就一味只谈坏书烂书这些负面问题，不能只是犯不犯错误的问题，这只是一种底线思维，底线当然不能突破，可出版社还要有所作为，要在文化上有贡献，在专业上有成就，在社会上有亮点，在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上要有好的评价。你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现在实行的社会效益考评办法对这些内容已经有了一些规定。总之，我们的编辑在社会效益问题上还是要有抱负有作为，要在社会效益上努力作出贡献，在内容上有创新，在经营上有创意，要争取经济效益大有收获，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才可能真正实现。
书同兄！对于社会效益第一和两个效益有机统一的问题，我们做出版的一定要有自觉态度。你说有的同学进入经济领域的企业工作，笑称他们那里说效益就是指经济效益，可没什么社会效益的事。那可能是他们还不全面了解自己企业的管理内容。现在社会上对企业的评价也包含了社会效益情况，只不过主要是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像我们出版业在产品上的社会责任那么直接。
事实上，如同前面说到的，这是由我们出版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出版业的社会责任原本就是这么大的。先不说古人称“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也暂不说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就说距离我们并不远的邹韬奋先生吧，他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事业性和商业性的问题》，在大学你们是认真学过的，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出版业的事业性和商业性双重属性，主张要实现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很多专家认为，在现代出版史上，邹韬奋是第一个指出出版业双重属性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表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邹韬奋主张要用事业性统领商业性，不能为了商业性而与事业性割裂开来，更不能让事业性受到损害。他创办的生活书店，明确提出坚持出好书，不出坏书，对于有害无益的书刊，不但自己不出版，别的出版社出版了，生活书店也要拒绝出售；对于那些于社会特别有用的书，即使可能不赚钱，也要坚持出版，书店要重点推销。生活书店所处的环境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环境，经营生存的压力很大，那时候并没有上级领导这么要求他们，也没有社会效益考评办法要实行，那完全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进步出版家的自觉追求，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请原谅，写多了，而且说得有点儿严肃，就算是一个老出版人的反省和内心独白吧。说得不对的，有机会咱们可以讨论。
顺颂
秋祺！
聂震宁
2019年9月23日，时值秋分